摘要： 潔白的粉墻、黝黑的屋瓦、飛挑的檐角、鱗次櫛比的獸脊斗拱以及高低錯落、層層昂起的馬頭墻，綿亙著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歷史長卷，穿行其間，思緒隨著青石板巷步移景異，遙遠的歷史記憶漸漸復蘇……

關鍵詞： 古建筑

   作為極具個性特征的文化現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們服賈四方，或成巨富榮歸故里，將域外更高層次的文化引入境內，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構筑起一幢幢精巧別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時期，“入歙、休之境而遙望高墻白屋”就成為徽州村落的獨特景觀。
    與“五岳朝天”并稱的“四水歸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風及與外界溝通。外墻很少開窗，因此老房子總給人一種幽暗凄迷的感覺。

    我真正領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遞村。這是一個被現代社會遺忘的舊夢。現代的陽光還沒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嘩這之外，它抱殘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們呈現了一種樸素的民間生活。西遞村在黟縣，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
    從遠處望去，西遞村是一片線條簡潔的黑瓦鋪成的屋頂和高大的白墻，黑白相間，錯落有致。邁入老屋你會發現，這些老屋內部繁復精致與外部的簡潔純粹形成鮮明的對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磚雕、石雕在這里體現的淋漓盡致。

徽派建筑的形成

    徽派建筑的形成過程，受到了徽州獨特的歷史地理環境和人文觀念的影響。
    這里原來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為適應山區生活的“干欄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規模遷入，不僅改變了徽州的人口數量和結構，也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與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體現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樓上廳”形式，樓上廳室特別軒敞，是人們日常活動休憩之處。這是因為山區潮濕，為了防止瘴癘之氣，而保留了越人“干欄式”建筑的格局。同時，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狹，構建樓房也成為最佳選擇，但多依山就勢，局促一方，為解決通風光照問題，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變成為適應險惡的山區環境，既封閉又通暢的徽州“天井”。而山區木結構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災，為了避免火勢的蔓延，便又產生了馬頭墻。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來移民與原住民文化交融的產物。
明朝中葉以后，徽商崛起，雄據中國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將大量資本返回家鄉，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建筑的投入。他們修祠堂，建宅第，造園林，豎牌坊，架橋梁，蓋路亭，給徽州鄉村面貌帶來了巨大變化。由于“賈而好儒”的特點，具有很高文化素質的徽商們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對住宅布局、結構、內部裝飾、廳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漸形成風格獨特的建筑體系，使徽派建筑不僅具有實用性，還蘊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徽派建筑的特色

    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體現在村落民居、祠堂廟宇、牌坊和園林等建筑實體中。其風格最為鮮明的是大量遺存的傳統民居村落，從選址、設計、造型、結構、布局到裝飾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風水意愿和地域美飾傾向。
    徽州村落的選址大多嚴格遵循中國傳統風水規則進行，山水環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環境和山水意境，被譽為“中國畫里的鄉村”。受傳統風水“水為財源”觀念的影響，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視村落的“水口”，建構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水口園林。徽式宅第結體多為多進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為三合院式)，體現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點。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講求風水價值。布局以中軸線對稱分列，面闊三間，中為廳堂，兩側為廂房，廳堂前方稱天井，采光通風。院落相套，造就出縱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間。民居外觀整體性和美感很強，高墻封閉，馬頭翹角，墻線錯落有致，黑瓦白墻，色澤典雅大方。裝飾方面，清磚門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與建筑物融為一體，使房屋精美如詩，堪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而散綴各地的各式牌坊，則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傳統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著其融古雅、簡潔、富麗于一體的獨特藝術風格。

徽派建筑工藝特征

    徽派古建筑以磚、木、石為原料，以木構架為主。梁架多用料碩大，且注重裝飾。其橫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間俗稱為“冬瓜梁”，兩端雕出扁圓形(明代)或圓形(清代)花紋，中段常雕有多種圖案，通體顯得恢宏、華麗、壯美。立柱用料也頗粗大，上部稍細。明代立柱通常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為丁頭拱)、斜撐等大多雕刻花紋、線腳。梁架構件的巧妙組合和裝修使工藝技術與藝術手法相交融，達到了珠聯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顯得格外古樸典雅。墻角、天井、欄桿、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紅砂石或花崗巖裁割成石條、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紋理組合成圖紋。墻體基本使用小青磚砌至馬頭墻。
    徽派建筑還廣泛采用磚、木、石雕，表現出高超的裝飾藝術水平。磚雕大多鑲嵌在門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塊的青磚上雕刻著生動逼真的人物、蟲魚、花鳥及八寶、博古和幾何圖案，極富裝飾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裝飾中占主要地位，表現在月梁頭上的線刻紋樣，平盤斗上的蓮花墩，屏門隔扇、窗扇和窗下掛板、樓層拱桿欄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頭等。內容廣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鳥獸及八寶、博古。題材眾多，有傳統戲曲、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和漁、樵、耕、讀、宴飲、品茗、出行、樂舞等生活場景。手法多樣，有線刻、淺浮雕、高浮雕透雕、圓雕和鏤空雕等。其表現內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異。這些木雕均不飾油漆，而是通過高品質的木材色澤和自然紋理，使雕刻的細部更顯生動。石雕主要表現在祠堂、寺廟、牌坊、塔、橋及民居的庭院、門額、欄桿、水池、花臺、漏窗、照壁、柱礎、抱鼓石、石獅等上面。內容多為象征吉祥的龍風、仙鶴、猛虎、雄獅、大象、麒麟、祥云、八寶、博古和山水風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圓雕等手法，質樸高雅，渾厚瀟灑。

徽州古建“三絕”

    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號稱“古建三絕”。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類型，建筑方面有嚴格的區分，不能隨心所欲。一般都富麗堂皇，氣勢恢宏。
    牌坊以石制為主，仿木結構，有四柱沖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種式樣，造型雅致。根據功用可分為旌表坊和題名坊兩類。旌表坊必須經朝廷頒旨才能興建，只有官績顯赫、孝行義舉突出的人以及貞女烈婦，才有資格享受。題名坊一般建在府邸、書院、祠堂、墓門道前，作為莊重、權威的標志。
    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稱為“三間屋”，有明三間、暗三間、回廊三間之別。

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

    傳統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間式，一般為三開間、內天井，民間俗稱為“一顆印”。平面布局對稱，中間廳堂，兩側廂房，樓梯在廳堂前后或在左右兩側。入口處形成一內天井，作采光通風用。在此基礎上建筑縱橫發展、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廳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說是兩組三間式相向組合而成，可分為大四合與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廳與后廳相向，中間是大天井。前廳是三間式，但地坪較高，為正廳堂；后廳亦為三間式，但進深可略淺，地坪面較前廳低。前后二廳以廂房相連，活動隔扇，樓梯間有設于廂房的，也有設在前廳背后的。內部木板分隔，外墻均為磚墻出山馬頭墻。天井則根據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廳背后再設廂房、小天井。這種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樓層。小四合式前廳三間與大四合式同，后廳則為平房，也更小，進深淺，一般中間明堂不能構成后廳，而作為通道，兩個房間供居住，天井也較小，樓梯均在前廳背后。
    大廳式住宅的大廳，主要是用于迎接貴賓、辦理婚喪大禮和開展祭祀活動等，也作為日常起居場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體部分。大廳多為明廳，三間敞開，兩根圓柱顯示著大廳的氣派。也有用活動隔扇封閉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廳設二廊，面對天井。大廳式住宅可從正中入口設屏門，平常從屏門兩側出入，遇有禮節性活動則由屏門中門出入。也有在側面開邊門出入，天井下方則設客房。還有由正門出入，門兩側設二廂房者。
    穿堂式又名回廳，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廳背后，與大廳相連，為由大廳進入內室的過渡建筑。大部分為木地板，小三間與大廳背向，入口則由大廳正面隔屏的兩側門進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兩個小房間，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這種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間式小，有天井采光。
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習俗。有的大戶人家宅屋成片相連，一百多個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幾種基本格局的拼接組合而已。

    徽州是復雜的――它亦動亦靜、亦俗亦雅。行商坐賈囊中銀兩的碰擊聲，交織著鄉儒學究的吟哦；精工細作的木雕窗欞，映襯出自然的山水如畫。徽州留給后人的有形與無形的文化遺產，實為一巨大寶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啟示、經驗、鑒戒，值得我們去發掘、提煉、思考、總結。

    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與自然界抗爭與共生的過程中，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在我國境內人類活動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會初期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度低下的狀況下，人類對于生存空間的要求，也只是能夠遮風避雨，抵御猛獸侵襲。在那時，建筑僅僅是物質生活手段。隨著生產力的緩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建筑開始成為社會思想觀念的一種表現方式和物化形態。這樣的變化，促進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由此開始，歷經六、七千年的發展，形成了燦爛的中國建筑歷史與豐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內蒙古大青山

　在原始社會，建筑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在漫長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從艱難地建造穴居和巢居開始，逐步掌握了營建地面房屋的技術，創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滿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動的要求。

　我國境內已知的最早人類住所是天然巖洞。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巖洞在北京、遼寧、貴州、廣東、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現，可見，這種大自然所天然賜予的洞穴是當時用作住所的一種較普遍的方式。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　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因此推測，巢居是地勢低洼氣候潮濕而多蟲蛇的地區采用過的一種原始居住方式。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會公共建筑遺址被發現，如浙江余杭縣瑤山和匯觀山土筑祭壇，內蒙古大青山和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石砌方圓祭壇，遼西建平縣境內的神廟等。這些發現，使人們對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們為了表示對神的敬之心，開始創造出一種超常的建筑形式，從而出現了沿軸展開的多重空間組合和建筑裝飾藝術，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建筑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穴居――尋找遮雨避寒的住所

　　《易　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大自然造化之功奇偉壯麗，雕鑿出無數晶瑩璀璨、奇異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為人類在長期生存期間提供了最原始的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下，天然洞穴顯然首先成為最宜居住的“家”。從早期人類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穴居遺址開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巖洞在遼寧、貴州、廣州、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展，可見穴居是當時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滿足了原始人對生存的最低要求。

　進入氏族社會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開始出現。但是在環境適宜的地區，穴居依然是當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過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漸多樣，更加適合人類的活動。例如在黃河流域有廣闊而豐厚的黃土層，土質均勻，含有石灰質，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點，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會晚期，豎穴上覆蓋草頂的穴居成為這一區域氏族部落廣泛采用的一種居住方式。同時，在黃土溝壁上開挖橫穴而成的窯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肅、寧夏等地廣泛出現，其平面多為圓形，和一般豎穴式穴居并無差別。山西還發現了“低坑式”窯洞遺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橫向挖出窯洞，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種窯洞。隨著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穴居方式雖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一定時期內，特定地理環境下的產物，對我們祖先的生存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鮮明的地方特色也構成了這樣獨特的人文景觀。至今在黃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這類生土建筑，這也說明了它對環境的極端適應 。

巢居――架構遠離暑潮的樂園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 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與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濕熱多雨的氣候特點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孕育出云貴、百越等南方民族“構木為巢”的居住模式。此時原始人尚未對這種“木構”建造有明確的意識，只不過是隨鉆木取火，劈砸石器等無意識條件反射而誕生的一種社會行為，嚴格地講，這算不得建筑。《禮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繒巢”，可見“巢者與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開。 　

　巢居在適應南方氣候環境特點上有顯而易見的優勢：遠離濕地，遠離蟲蛇野獸侵襲，有利于通風散熱，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說“巢居”是我們祖先在適應環境上的又一創造。也正是原始社會的“巢居”、“穴居”在長期歷史環境的變遷中，受社會、自然、文化等多種條件的制約與影響，才一段段將華夏建筑成一部璀璨的史詩。

真正建筑誕生

　　人類的發展有如文化的接力，農耕社會的到來，引導人們走出洞穴，走出叢林。人們可以用勞動創造生活，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也開始了人工營造屋室的新階段，并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義上的“建筑”誕生了。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發掘中均有居住遺址的發現。北方仰韶文化遺址多半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進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幾個房間的房屋。其總體布局有序, 頗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會的聚落特色。南方較潮濕地區，“巢居”已演進為初期的干闌式建筑。如長江下游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許多干闌建筑構件，甚至有較為精細的卯、啟口等。龍山文化的住房遺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跡，出現了雙室相聯的套間式半穴居，平面成“呂“字型。套間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在建筑技術方面，開始廣泛地在室內地面上涂抹光潔堅硬的白灰面層，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潔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白灰墻面上刻畫的圖案，這是我國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裝飾。 　

　總之，當原始人真正走出洞穴，走出叢林，開始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生活時，也就開始了有目的的人工建造屋室的活動。人們可以按照自己及社會關系的需要建構自己的建筑與村落，同時，在滿足了物質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發成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真正意義的建筑誕生了。

華夏建筑文化之源―河母渡的干闌木構

　提到建筑文化之源，不能不說一下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建筑特征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支配下形成的。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地質、地貌、氣候、水文條件變化很大，各民族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古代社會的發展遲緩和交通閉塞，又使這些特色得以長期保留下來。典型如：南方氣候炎熱而潮濕的山區有架空的竹、木建筑一干闌；北方游牧民族有便于遷徙的輕木骨架覆以毛氈的氈包式居室；新疆維吾爾族居住的干旱少雨地區有土墻平頂或土墻拱頂的房屋，清真寺則用彎頂。黃河中上游利用黃土斷崖挖出橫穴作居室，稱之為窯洞；東北與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壘成墻體的“井干”式建筑。以上這些建筑均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形象特質，但是它們只是一定歷史時期一定地域條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態，不具有普遍性，沒有代表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而建筑既然有其多樣性，同時也必有某種主流類型的存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木構架承重建筑，這種建筑廣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區，是中國使用面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建筑類型，具有普遍意義。它的產生、發展、變化貫穿整個古代建筑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

　既然木構架建筑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將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闌木構譽為華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約六、七千年，是我國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術構筑木結構房屋的一個實例。已發掘部分是長約23米、進深約8米的木構架建筑遺址，推測是一座長條形的、體量相當大的干闌式建筑。木構件遺物有柱、梁、枋、板等，許多構件上都帶有榫卯，有的構件還有多處榫卯。可以說，河姆渡的干闌木構已初具木構架建筑的雛形，體現了木構建筑之初的技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代表意義。

氏族公社生活復原――半坡村的桃源故事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呂氏春秋?恃君覽》）。這便是古人對原始母系社會初期情況的描述。 　

　在這一階段中，由于原始農業的興起，人人開始沿江河湖沼經營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緣關系，以氏族為單位，組織聚居形成一個“聚”，集合著若干近親氏族組成的一個部落。換言之，當時部落是包括從一個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親所構成的一個緊密團結的血緣集團。黃河流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遺跡分布于北方的廣大區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遺址位于西安城東六公里，呈南北略長，東西較窄的不規則圓形。整個聚落實由三個不同的分區所組成，即居住區、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經濟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構成整個布局的重心，一居住區。圍繞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為5―6米的壕溝，以之為聚落的防護設施。溝外為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 　

　居住區內居住建筑有平面圓形和方形兩種。就建筑風格及構造方式而言，又可分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

　　半坡遺址是一個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區是以氏族集結的小區為基礎，“大房子”作為中心來組織的，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領及一些老幼都住在這兒，部落的會議、宗教活動等也在此舉行。“大房子”與所處的廣場，便成了整個居住區規劃結構的核心。再結合對墓葬區、陶窯區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無論其總體，還是分區，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這種章法正是原始社會人們按照當時社會生產與社會意識的要求經營聚落生活的規劃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體現著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