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張永和在出任MIT建筑系主任之后再次出現在媒體的聚焦之中，而這一次，他是以深圳建筑雙年展獨力策展人的身份，“讓城市開門”。

在這個多元化的“媒體時代”，作為一個言論焦點，張永和的作用在于：一個“中國建筑師”的工作能參與國際性的活動并影響海外對“中國建筑”的可能性的看法，同時也引發對中國青年建筑師未來在世界舞臺中出任角色的重估。

MIT的中國窗口

2005年春，張永和受邀就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筑系主任，MIT建筑學系是美國最古老的、也是最頂尖的建筑科系之一。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個教職的簡單任命，實際上這標志了國際建筑界對于中國建筑師的關注和認可，通過張永和，國際建筑界可以了解、熟悉，中國的建筑界以及更廣闊的外延。同時，由于張永和的存在，給國內建筑界構成了一種值得反思的參照關系。

“建筑是我信的教”

和同期多數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歸國建筑師不同，對張永和而言，建筑有著極復雜的涵義。這不單是因為在當下的時代，建筑學是跨越最多學科門類的學科，是參與社會經濟的最主流學科。更因為張永和的父親正是曾設計了天安門廣場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著名建筑師，所以稱建筑為他的家族事業不為過。張永和看起來決不是那種機智型的人，盡管語速比較慢，表面印象溫和、隨意，但是一旦開始說話，話語間充滿著一種類似宿命論的使命感，“我像信了教一樣，我信了建筑這個教。其實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是寫偵探小說。”

被迫成為國內的理論家

當年美國萊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把學院里的年輕教師分為兩類，一類是思想家式的不傳統的；一類是關心空間和材料的傳統的。當時在這個學院教書的張永和被分在后一類，而1993年他回到國內卻以同樣的工作姿態被認為是不傳統的。

造成這種局面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他對梁思成一代和中國當代建筑過度重視建筑立面上表達的民族性和個性化，忽視建筑中對空間和材料的探討持批評態度。隨后，在國內開始的建筑大潮中，忽而后現代建筑，忽而解構主義，各種流行思潮只是被誤讀為不同的立面效果。對此，張永和還是持批評態度，也使他不得不像一個理論家而不僅是建筑師那樣卷入了中國的建筑大潮。

研究比成果更重要

盡管相比起典型的建筑師，“非常建筑”的工作程序是完全不同的，建筑師應該是創作型的，他們的工作是通過建筑來表現他們的建筑才華。張永和說：“我們的成果不是表現，而是在研究中的發現。所以我們沒有風格，也沒有形式的問題。”正是基于這種出發點，十年來“非常建筑”也以其非常態的工作見證這個非常時代的歷程。席殊書屋、北京遠洋藝術中心、山語間、二分宅等一個又一個對中國當代建筑實踐有著重要意義的建筑，在不斷革新國人傳統建筑觀念的同時，也成為國際建筑界了解中國當代建筑的窗口。

時代決定的泛建筑師身份

或許是在美國學習建筑的經歷影響了他，張永和始終保持著一種有別于傳統建筑師的姿態，他強調建筑設計者應該像藝術家那樣對自身經歷和生活環境保持敏銳與洞察力，像小說家那樣深入細致地觀察生活，像人類學家那樣研究人們活動的每一個細節及其意義，以此來體察人們的活動與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于是，我們得以見到了一個經常出現在媒體上的明星張永和；一個被認為總也設計不了大房子的建筑師張永和；還有一個經常在策展人和參展人雙重身份中不斷轉換的藝術家張永和。甚至在一本名為《作文本》的“建筑讀本”中驚喜地發現又一個寫隨筆的張永和，一個畫建筑偵探漫畫的未來作家張永和，一個對空間、城市做出深入思考的張永和。至此，我們會發現，張永和已經成為齊聚公眾媒體、藝術時尚界全部目光的角色，而這其中的言論帶動作用顯然早已超出了建筑學和建筑實踐的范疇。